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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经济发展新动向
对话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杜秦川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充分(以下简称“会议”)肯定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指出当前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我国经济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2019年政策体系仍须围绕供给侧改革的主线继续推进三大攻坚战,以深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七项重点任务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日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杜秦川博士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了自己对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理解,并对2019年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进行了分析。

  《金融时报》记者: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当前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

  杜秦川: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国内经济运行的判断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个判断是客观、精准的。2018年经济运行确实平稳迈向高质量发展,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带来了外部环境超预期变化,叠加国内防风险工作推进节奏、力度不当和环保整治风暴中“一刀切”等的共振,都使经济运行出现了需要重视的变化,导致内外风险有所上升、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会议进一步点出问题或“忧”的性质和应对思路:“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要增强忧患意识,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意味着面对这些问题时要保持冷静、自信,保持战略定力。

  对外部环境的判断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明确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金融时报》记者:2019年工作的政策体系、主要矛盾和重点任务是什么?

  杜秦川:2019年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全面把握一个总体要求和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总体要求可以概括为“五个坚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和进一步做好‘六个稳’”。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就业,这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党中央、国务院最关心的。“三个强化”构成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即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和社会政策相互支撑、相互协调,意味着宏观政策要确保“稳”,继续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性政策要确保在一些体制机制改革上要“进”,社会政策要兜好“底”,共同推动今年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年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这是2015年以来一直都坚持的,反映出近年来的大思路并没有变。但不同于2018年的“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破、立、降”,2019年要求“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即巩固好“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都是有所指的,具体任务、重点环节“会议”也都点了出来。这意味着“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扩大了,要求也提高了。

  2019年的重点任务部署可以概括为“3+7”,即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进一步抓好另外七项重点工作任务。“会议”指出2019年三大攻坚战要针对突出问题,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主要把握好四点: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也就是说去杠杆还是要做的,但是要掌握好节奏、力度,不能再出现由去杠杆操作不当引发的问题。

  七项重点任务分别针对2018年经济运行表现出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进行了前瞻部署,排序的先后意味着工作的相对重要性。

  第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去年“会议”新增的,确实集中体现了2018年美国对我实施制裁反映出的矛盾焦点。要点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第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也是新增的,反映出在外部不确定性扰乱我国经济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背景下,2019年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上升了。主要是从努力满足最终需求、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入手,今年的投资重点是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特别是加快5G商用步伐等,这是因为5G是当前各国竞争最激烈的前沿技术领域,2018年的中兴、华为事件无不与此有关。

  第三,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是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落实,新的值得关注的重点是“重视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注重解决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更清晰具体的农村工作思路,反映出农村工作思路有所调整。

  第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主要是已有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值得关注的重点是要求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意味着这些地方要思考如何为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会议”新增单列的一块,花了不少篇幅,点到了不少方面,都是重点领域下一步改革亟待落实的。包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通过深化改革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加快政府放权,特别是指出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第六,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在继续推动已有工作基础上,关键的进一步措施是: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特别指出落实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

  第七,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继续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金融时报》记者:2019年的经济工作将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和调整?

  杜秦川:一是宏观政策的定调更松了。“会议”要求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稳定总需求。意味着今年宏观政策在强化逆周期调节来稳定总需求上会比去年发挥更大作用,这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背景下对政策的直接诉求。

  二是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会议”明确要求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提法明显比2017年更积极,点出了今年的财政政策重点在这两个方面比去年更加积极,也是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的直接体现。而2019年财政政策提效落实的重点就是通过对重点领域,如促进高技术制造业设备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精准发力。

  三是货币政策从稳健中性调整为“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定调比2018年更宽松了,意味着2019年的货币环境整体无忧。货币政策为什么如此定调呢?背景主要是2019年的稳增长压力加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好把握、去杠杆节奏要适度,松紧适度的提法可以保证今年货币政策可以具有更强的前瞻性、机动性和灵活性。

  四是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值得重视。国企国资改革这块明确提出要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加快推动中国铁路总公司股份制改造。这意味着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的市场化方向更加明确,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股份制改造很可能今年会加速落地。“会议”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说得更加明确、深入、具体,特别是“法治化制度环境”的提法,反映出党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后,对民营、企业的更加重视,意味着要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民企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大方向。“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的新提法意味着国企、民企、外企将面临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五是对外开放会迈上新台阶。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升为“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除了将以往工作进一步深化外,值得关注的亮点是:明确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明确提出“要落实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制度型开放”的提法很重要,意味着在开放规则制度上更加与国际接轨,逐渐消除国际经济交往的制度壁垒,并且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的落实和中美经贸磋商的结果预计是乐观的。

  六是房地产政策的新提法意味着新变化。进一步明确提出“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这意味着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变得比之前更加复杂。同时也赋予了城市政府更大的调控权力和责任,并且明确指出各城市政府调控的重点是“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所以,2019年一些地方的房地产政策调控出现放松或转向并不奇怪。

  七是要求污染防治攻坚战更好地服务于发展。2017年明确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2018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而2018年的文件中对污染防治着墨不多,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要增强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意味着今年“污染防治”的工作方法会优化,使“污染防治”攻坚战更能服务好“‘绿色’‘发展’”,而不是只要“绿色”。

责任编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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